在蔡锷想来，张作霖无非是打的这个主意。众所周知，民国前后，中国虽然武装了一支支所谓新军，貌似与各国接了轨，但实际上，中国的军事工业远远落后于东洋西洋，到目前为止，国家的工业水平尚不能自己造出枪支。
在传统的军界上层看来，千军易得，一枪难求。在为吃口饱饭就大把人当兵的现在，招兵确实比搞枪容易得多。张作霖以一个师的兵力要拉起反对袁世凯的大旗，若没有点军火做家当，确实心里会不踏实。张汉卿所说的与洋人“做生意”，大概就是军火交易的遮羞布。
这一点，蔡锷还真的有路子。无论是安“盟友”之心还是壮大反袁力量，他都会责无旁贷地揽下来。可是，当他仔细地询问张汉卿：“雨亭计划**还是炮？弹药若干？”时，张汉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世叔，小侄所说的做生意，可是实实在在的真生意！靠买军火，短期内可能实力大涨，但这绝非长久之计啊。”
蔡锷作恍然大悟状：难道是买机器？这才是强大军事的正途。张作霖不要授其以鱼而是要授其以渔，这见识已经不是一般的军阀可以追上，他能长期称雄于奉天，果然不简单。可是他犯了难：“汉卿，若是两年前，我可以打包票搭这条线。但是现在欧战正酣，西方各国都卯足了马力造军火，想买制造母机，一时半刻之间我不敢说有把握。”
张汉卿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蔡锷有些发毛：难不成自己又会错了意？你一个毛孩子跟谁学的打机锋？不能好好说话吗！在他有些想冲动地按他打屁股的时候，张汉卿总算规矩了：“世叔真的想错了，我们这次是真的做生意。”
“欧洲现在陷入阵地战的僵持阶段，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改变的趋势。小侄就在想，每天头，在欧洲十包这样的卷烟的价值，等同于中国一亩地的产出，利润可想而知。
在北方，从奉天到热河，种植了数不清的烟草。这些烟草，在正史上正是张作霖扩军抢地盘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中国成为烟草大国的写照。虽然知道烟草的危害，力量处于萌芽状态的张氏父子绝对不会为了所谓长远国运而禁种烟草，相反，在张汉卿的规划里，烟草行业本就是提升张家财富的重要一环。
民国之前中国人大都抽旱烟、水烟等，民国后卷烟迅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品牌：国产老字号“老刀”牌、英美公司1914年的新秀“三炮台”牌、创建于1919年的哈德门牌、瞄准女性市场的仙女牌、百年老店大前门牌…这时候的香烟品牌推广已不下于后世，像“三炮台”牌的广告是“三炮台，今之名烟；刘关张，古之英雄”、大前门的广告是“大人物吸‘大前门’，落落大方”。
有世界烟草大国的底蕴怎能让欧美专美于前？张汉卿有信心使中国的烟草事业迈向新天地。就是没有行销欧洲的创意，重整烟草业也是张汉卿振兴奉天经济的第一棒。至于负疚感，抱歉，张汉卿就是不做，这些品牌还是会树起来，再说张学良正史上连大烟都吸过，香烟算什么。
收购烟草不是问题，建设制烟厂难度也不大，只要能卖个好价钱。顺带的火柴工厂也能造起来，毕竟是民生物品，就是内销的市场也足够大了。此时，和重工业一样，中国的轻工业也极其落后，火柴、煤油、脸盆这些民生物品基本上被外国人垄断，名曰“洋火、洋油、洋盆”…振兴中华之路，任重而道远。
当然，能有机会把祸水西引，还能卖出高价是张汉卿的期望。所以，有没有机会借助于蔡锷的人脉把东北烟草销出去，张汉卿当然要尝试下。
“这个可以尝试下，我的老师梁启超和英美驻华官员有些交往，或许能够搭桥；另外方震也许有些办法，毕竟他在德国留过学，万一协约国谈不拢，和同盟国谈成也一样，反正德军也需要。”蔡锷毕竟军人出身，干脆果断。
蔡大将军的人脉确实不是盖的，他在其后很快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法国、比利时等国在华公使，让他们首先享受到了来自中国北方的物美价廉的烟丝。张汉卿更通过张作霖安排了谈判人员，许诺以更优惠的价格供应联军香烟、烟丝、烟枪和烟袋。
在三个月的拉锯谈判期间，同样具有敏锐经商头脑的张作霖紧抓张汉卿递过来的摇钱树，利用私人资本在奉天建了一座后来在东北乃至中国都是最大的卷烟厂----奉天卷烟厂，接连打出几个品牌：专供高档人士的“中华”、大众品牌“长城”、输往欧洲的“胜利”。
从1915年底到1918年底战争结束的三年期间，奉天卷烟厂光向欧洲运送了总计3000万根香烟、200万包烟丝、以及多达4万之多的烟枪和烟袋，获利高达百万银元之多。在国内，超过1000万包烟丝和1000万根香烟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全国的角角落落。之所以出现香烟的销售量国外远超国内的情况，实在是因为国人太穷，消费不起含纸的高档货，但烟丝的销量还是说明中国烟草行业的发展后劲十足。
当然最终因为禁运的原因，德国军人们没有享受到来自中国的馈赠，这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