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史书上被特别记载：冬十二月雷霖雨。
这场大雨自然不是什么几天时间就会消停的灾难。
准确的说这是地球在进入小冰期前的一个气候调整期的阶段性调整。
透过史书记载就能轻易看到整个气候的变化脉络。
本轮调整应当是史于近二十年前的太宗孝文皇帝六年当年关中出现暖冬桃李开花。
其后在九年关东大旱十二年黄河决口河东后六年天下大旱蝗灾四起。
这些还只是被记录在史册上影响了全国的大型自然气候灾害。
至于那些中间偶发的中小规模的局部灾难则被未被史官载入正式史册只是成为石渠阁中的档案。
即使如此这轮调整对汉室造成的打击也是异常沉重的。
太宗九年关东大旱后国家旋即立刻下令释放在押囚徒和惠帝后宫宫女以此弥合大旱造成的人口损失。
十二年黄河决口太宗皇帝立刻下诏除田半租。
十三年更是干脆完全免除天下田税。
至后元元年在经过深刻反省和调整后太宗皇帝更是下达了那道著名的‘兴汉三诏’之一的《议佐百姓诏》。
在这道诏书中最高统治者皇帝开篇就沉痛的描述‘间者数年岁不比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
可见当时的灾难频发之严重已经到了连皇帝都不得不放下架子认真对待的地步。
而到了后元六年夏四月的蝗灾之后汉室政府马上就下令‘令诸侯无入贡。驰山泽。’又‘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庚以振（赋）民。’更下令民得卖爵。
通过多种渠道缓解和恢复灾难造成的影响。
当时长安的未央宫和长乐宫里甚至裁撤掉了几近一半的宦官侍女和各种吏员。后宫妃嫔们干脆连绫罗绸缎都见不到影子了。
而且这些气候灾难并不仅仅只影响了汉室一隅。
这从历代匈奴入寇的记录中就能看出端倪来。
太宗九年天下大旱后的第三年。匈奴入寇狄道。
十二年河东决口后的第三年十四年冬匈奴主力倾巢入寇河南汉匈爆发平城之战后最大规模的战争。
自后元六年至刘彻老爹上台后的当年。在三年内匈奴两次大规模入侵。
这些记载都显示一个几乎统一的规律——匈奴人通常在汉室灾难爆发后的第三年大规模入侵南下劫掠。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显著的证据。
这证明——匈奴人同样遭受了老天爷降下的灾难。
若非如此他们的入侵频率不会跟汉室灾难的爆发规律如此契合。
作为穿越者刘彻知道在这次的反常气候后接下来二三十年全球气候将大体进入平稳期。
这给汉匈双方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草原上水草繁盛。中原风调雨顺。
这才是历史上汉匈十数年休兵罢战的基础。
既然只靠放牧就能填饱肚子那为何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跑到长城脚下去撞个头破血流？
而在中国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国家迅速建立了三十六个大型国营牧场养马数十万匹。
文景之治也达到巅峰。
以至于出现了府库里串钱的绳子都已经腐烂至于仓库里的粮食更是成吨成吨的发霉的事情。
然而在眼前。如何度过这个小冰期资料片的预告。
依然是摆在刘彻和汉室政府面前最大的难题。
连绵的暴雨在雷暴中持续下了数日。
渭河水位迅速暴涨多条支流。发生了决堤现象。
气温从高峰的将近二十度直落到接近零度。
黄河都出现了封冻、结冰。
在这样的异常灾难面前哪怕是刘彻提前进行了预防动员了所有能动员的力量。
关中的小麦种植业依然遭到了重创。
根据内史和大农的统计起码有将近五千顷麦田被大雨带来的洪水淹没。注定将要颗粒无收。
而骤变的气候更影响了起码一万顷麦田使之面临歉收甚至绝收的境地。
整个关中一片哀鸿遍野。
无数百姓怅然悲泣。
但所谓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倚。
这场灾难带来的并非全是坏事。
受灾的数万户百姓还在家里流眼泪的时候就有着许多商贾怀揣着大笔的金钱和各种承诺找上门来了。
男人可以去矿山挖矿去作坊冶铁去工地上干活。
包吃包住每天还给一斗粟米每月在额外给五十钱的工钱。
就连女人也能去作坊织布去桑田养蚕。
去年以来随着盐铁官营政策和移民屯垦政策的推行。
关中的商人真是一头载进了一个蜂蜜罐里面甜得他们都不想爬出来了。
本来很多人以为盐铁官营会是灾难性政策。
但谁成想实施了盐铁官营后他们的日子反而更好过了。
他们再也不需要为销路和渠道发愁了。
只要你能生产出铁器和盐大农和少府联合主导的盐铁衙门眼睛都不眨一下按照官价一口全吃。
而屯垦移民更像一个张开了大嘴的怪兽。
无论是盐铁器皿还是衣物粮食它们来者不拒全部吞到肚子里。
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月关中的商贾和豪强们真是幸福又烦恼。
幸福的是买卖做的太爽了！
只要能稍微保证一下质量生产的产品无论是盐铁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完全不愁销路啊。
至于烦恼——大家忽然发现好像人手不够用了啊！
关中的人口结构长期以来主要就是自耕农和地主阶级组成。
偶尔有破产农民马上就被少府安排进了上林苑给皇帝老子种田。
多数商贾的雇工基本都是自己的家奴啊佃户什么的。
即使强如田氏这样的大贾全族上下加起来雇工人数也就千把个。
靠这点人显然是没办法满足扩大生产规模的任务。
于是大家眼珠子一转马上就将主意打到了那些受灾百姓身上。
在不经意间资本懵懵懂懂的踏出了它觉醒的第一步——跟农业抢人口。(未完待续。)